不要重仓的理由 他炸毁11辆美军坦克后“牺牲”了, 6年后竟在河南扫大街

【本文为红色历史背景原创小说，人物、细节、情节为艺术创作，重大历史背景参考官方正史史料，不作为官方史实记录】

楔子一九五一年三月，朝鲜半岛的积雪尚未化尽，汉城以北的山谷里却已经烧起了一场钢铁与血肉的熔炉。志愿军第二十六军奉命在七峰山一带组织运动防御，挡住“联合国军”向北推进的履带。七峰山主峰西南侧有一座不起眼的小高地，标高二百九十九点三米，在地图上只是一个细小的注记，在军事术语里属于“战术要点”——谁占了它，谁就能扼住山下那条通往抱川的公路。美军机械化部队要北上，坦克纵队必须从这条公路上过。志愿军要拖住敌人，就必须有人钉在这座高地上。钉住它的，是第二三四团第九连第四班，班长叫雷宝森。

一九五一年初，志愿军第二十六军奉命入朝参战。这支部队的前身是华东野战军第八纵队，打过淮海，渡过长江，解放上海，是一支硬仗打出来的老部队。入朝之前，部队在山东整训，补充了新兵，换装了苏式武器。雷宝森所在的第七十八师第二三四团第九连，在整训中被评为“练兵模范连”，但四班在连里不算拔尖。老兵少，新兵多，军事技术参差不齐。雷宝森是班长，也是班里唯一一个参加过解放战争全过程的老兵。他带兵的方法很简单——自己先做。挖工事他挖得最深，站哨他站得最久，行军时帮别人扛枪背粮袋，从来不说。四班的兵服他，不全因为他打过仗，更多是因为这个人身上有一种沉得住的东西。

雷宝森是河南上蔡人，一九二四年出生。上蔡在豫东平原，十年九涝，老百姓日子过得紧。雷宝森本姓李，幼年丧父，母亲带着几个孩子乞讨为生，后来将他过继给一户雷姓人家，才改姓了雷。养父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家里也不宽裕，但好歹有口饭吃。雷宝森长到十二岁，养父托人把他送到郑州，跟着一位修鞋匠学手艺。那鞋匠姓周，四十来岁，寡言少语，在郑州火车站附近摆了个修鞋摊。雷宝森跟着他学了三年，手艺没学精，倒是学会了一件事——送信。周鞋匠是地下党，雷宝森替他跑了五年交通，把情报藏在鞋底夹层里，从郑州送到开封，从开封送到洛阳。他那时候不懂什么叫革命，只知道周鞋匠对他好，教他认字，给他饭吃，周鞋匠让他送的东西，一定很重要。一九四六年，周鞋匠的身份暴露，被国民党特务抓走，再也没有回来。雷宝森失去了依靠，辗转到了芜湖，参加了地方游击队。后来游击队编入华东野战军，他成了第二十六军的一名战士。渡江战役、淮海战役一路打过来，从机枪手做到了班长。他入了党，立过功，但从来不给别人讲自己的过去。连里只知道他是河南人，当过修鞋匠，打过仗，别的就不清楚了。

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一日，第九连接到了上级命令：在七峰山299高地设伏，阻击可能沿公路北进的美军坦克部队。连长把任务交给了四班，同时从营里调来一个火箭筒小组，配属四班指挥。全营只有三具火箭筒，这是其中一具。连长的交代很简短：守住公路，拖住坦克，能打几辆打几辆。雷宝森领了任务，带着四班的战士和火箭筒小组，一共九个人，趁着天没亮上了299高地。

299高地不大，顶部是一块被炮火削平了的岩石台地，面向公路的一面是一道陡峭的断崖，崖下就是那条弯曲的砂石公路。公路两侧是稻田和矮丘，视野开阔，但高地上几乎没有像样的掩体。雷宝森带着战士们在断崖边缘的石缝间构筑工事。说是工事，不过是用刺刀和铁锹在冻土上刨出的几个浅坑，上面覆些枯枝和碎石。重机枪架在断崖左侧的一块突出岩石后面，火箭筒布置在右翼一个天然的凹陷处，射手可以半跪着发射。雷宝森把全班分成三个战斗小组，第一组由他自己带，配备反坦克手雷；第二组跟火箭筒，负责第一波打击；第三组作为预备，守在高地反斜面。

四班的九个人，除了雷宝森和火箭筒小组的两名战士，还有六个步枪手。雷宝森给每个人都指定了位置，谁负责正面，谁负责侧翼，谁负责弹药输送，交代得清清楚楚。他自己蹲在断崖左侧的岩石后面，把三枚反坦克手雷摆在手边，每隔一会儿就探头看一眼崖下的公路。公路空荡荡的，路面上的积雪化了一半，露出灰白色的砂石，车辙印在泥地里冻得硬邦邦的。

四班的战士里，火箭筒射手叫王二柱，河北人，二十出头，性子急，三天没动静就坐不住，老问雷宝森：“班长，咱是不是被忘了？”雷宝森不接话，只是让他把火箭筒再检查一遍，把瞄准镜擦干净。重机枪手叫张大山，山东人，个子高，力气大，扛着机枪爬上山的时候脸不红气不喘，他把机枪架好之后，用一块破布把枪管裹起来，怕冻土里的潮气生了锈。第三战斗小组的组长叫李长河，河南信阳人，跟雷宝森是老乡，话不多，但做事踏实，雷宝森让他守反斜面，他就一直守在那里，每隔一个钟头过来报告一次情况。还有几个新兵，年纪最小的才十七岁，叫陈小栓，上蔡人，跟雷宝森是同乡，入伍才半年就上了朝鲜。雷宝森对他格外关照，但表面上不显，只是夜里站哨的时候让他多睡一会儿。

从三月二十一日到三月二十三日，整整三天三夜，299高地上没有出现一个敌人。远处的山谷里炮声不断，友邻阵地在反复争夺，飞机从头顶掠过，炸弹落在几公里外的山头上，烟柱腾起来又散掉，但脚下的公路始终空荡荡的。四班的战士开始沉不住气了。有人嘀咕说是不是命令搞错了，敌人根本不会走这条路；有人说与其在这里干等着，不如去支援打得热闹的兄弟连队。雷宝森没有发火，只是把大家叫到一起，说了一段话——话不长，大意是：上级让我们守在这里，就有守在这里的道理。公路在这里，坦克不会从天上飞过去。我们等三天等不到，就等五天；等五天等不到，就等七天。打仗不是赶集，哪里热闹往哪里跑。

他自己心里其实也犯过嘀咕。夜里他爬到断崖边缘往下看，公路在月光下泛着灰白的光，路面上还留着履带碾过的旧痕，那是前几天经过的敌坦克留下的。他把这些旧痕记在心里，回到工事里没有跟任何人说。他知道，坦克一定会来。

三月二十三号夜里，雷宝森把李长河叫到断崖边，指着崖下的公路说：“长河，你看这个弯道。”李长河探头看了看，公路在崖下拐了一个急弯，两侧是稻田，路基比稻田高出半米多，坦克到了这里必须减速，而且转弯的时候侧面会暴露出来。雷宝森说：“坦克要是来了，第一辆进了弯道，后面的就被堵住了，动弹不得。咱们在崖上打，它在下面转不开。”李长河点头，问：“班长，你觉得坦克会来？”雷宝森说：“会来。上级让我们守这里，不会无缘无故。”他顿了顿，又说：“你记住，打起来之后，你带第三组守住反斜面，别让敌人从后面摸上来。正面的事，我来。”李长河应了一声，转身要走，雷宝森又叫住他：“长河，要是情况不好，你带着人往北边撤，别管我。”李长河愣了一下，没说话，走了。

第一章 山谷里的三天三夜

第四天，三月二十四日，下午两点左右。雷宝森正在断崖边检查第一战斗小组的手雷拉环，忽然听见远处传来一种低沉的、有节奏的轰鸣声，像是大地本身在震颤。他立刻趴到岩石边缘，耳朵贴着地面听了几秒钟，然后回头比了个手势。四班的战士几乎是同时伏下身去，重机枪手攥紧了枪把，火箭筒射手把瞄准镜贴在眼前。

公路的弯道处先露出了一辆吉普车的车头，车篷上涂着白星，后面紧跟着一辆坦克，然后是第二辆、第三辆——坦克纵队沿着公路鱼贯而入，车长们半截身子探出炮塔，架着机枪，履带碾过砂石路面的声音沉闷而密集。雷宝森数着坦克的数量：前面六辆过去之后，吉普车后面又跟上了六辆。一共十二辆坦克、一辆吉普车。

火箭筒射手的手指搭上了扳机。雷宝森按住了他的肩膀。

第一辆坦克已经驶过了断崖正下方的公路路段，正在向高地的右侧弯道靠近。雷宝森等的就是这一刻——坦克纵队进入弯道，头尾之间的距离拉开，中间的坦克会被两侧的地形限制住机动空间。他松开手，火箭筒射手的肩膀猛地一沉，一道白烟从断崖右翼窜出去，弹头拖着尾焰撞在第一辆坦克的侧面装甲上。爆炸声在山谷里炸开，坦克的履带像一条被斩断的蛇，哗啦一声散落在路面上，车体歪向一侧，堵住了公路的前进方向。

几乎在同一瞬间，雷宝森带着第一战斗小组从断崖左侧的隐蔽处冲了下去。陡坡上的碎石在他脚下滚动，他几乎是滑着下去的，右手攥着一枚反坦克手雷，左手撑着地面保持平衡。公路上的第二辆坦克正在试图绕过第一辆，车体刚转出一个角度，雷宝森已经贴到了它的履带旁边。手雷塞进履带和负重轮之间的缝隙，他翻身滚进路边的浅沟，爆炸的气浪把沟里的泥土掀起来盖了他一身。

第三辆、第四辆坦克开始倒车，试图脱离弯道。但公路两侧的稻田在春雪之后泥泞不堪，坦克一倒车就陷进了软泥，履带空转着甩出大团大团的泥浆。断崖上的火箭筒射手打出了第二发，击中了第五辆坦克的发动机舱。四班的第三战斗小组从高地反斜面绕过来，用手榴弹和爆破筒攻击落在后面的坦克。第二战斗小组跟着火箭筒转移阵地，射手在极短的距离内又发射了两发，一发命中第七辆坦克的炮塔结合部，一发打偏了，落在路面上炸出一个浅坑。

王二柱打光火箭筒里的最后一发弹时，手臂已经被后坐力震得发麻。他扔下空筒，从腰间拔出一枚手榴弹，跟着雷宝森往公路边冲。张大山趴在断崖左侧的岩石后面，重机枪的枪口喷出两条火舌，把试图从坦克里爬出来的美军车长压了回去。李长河带着第三组从反斜面绕到公路后方，用手榴弹炸毁了落在最后的两辆坦克。陈小栓跟在李长河身后，跑得满脸是汗，手里的爆破筒沉得几乎提不动，但他咬着牙没有掉队。

战斗持续了大约半个钟头。

十二辆坦克中，十一辆被击毁或严重损毁，瘫在公路弯道上，有的冒着浓烟，有的炮塔歪斜，履带散落在泥地里像一堆废铁。吉普车试图掉头逃跑，被重机枪的扫射打穿了轮胎和油箱，歪在路边烧了起来。四班的九名战士没有一个人负伤。雷宝森从浅沟里爬起来的时候，全身都是泥，脸上被碎石划了一道口子，血和泥混在一起，但他顾不得擦。他知道，坦克被炸了，美国人的报复马上就来。

果然，不到二十分钟，炮弹就从山谷对面飞了过来。

美军的报复来得又快又狠。先是几发试射弹落在高地左侧，然后是一轮齐射，整个299高地的顶部被浓烟和火光吞没。炮弹把冻土翻起来又砸下去，碎石和弹片横飞，空气中弥漫着硝烟和烧焦的岩石气味。四班的战士退到反斜面的工事里，但那些浅坑根本挡不住直射的炮火。雷宝森清点了一下人数，九个人都在，但火箭筒射手的左臂被弹片擦伤，第三战斗小组的一名战士耳朵被震出了血。

炮击持续了将近一个钟头。炮火一停，步兵就上来了。美军显然意识到坦克纵队被伏击了，从公路上调来了一个连左右的兵力，沿着断崖两侧的缓坡向高地仰攻。四班的反坦克手雷已经在炸坦克时用掉了大半，剩下的只有手榴弹、爆破筒和那挺重机枪。雷宝森把阵地重新部署——重机枪守住正面缓坡，第一战斗小组守左翼，第三战斗小组守右翼，第二战斗小组作为预备，跟着他在高地顶部机动。他把最后的几枚反坦克手雷集中在自己身上，那不是用来炸坦克的，是用来在最后关头跟敌人同归于尽的。

美军步兵的第一次冲锋被打退了。重机枪的交叉火力从两个方向切进缓坡，把仰攻的队形打散，四班的战士用手榴弹压制了接近到半山腰的敌人。但第二次冲锋的时候，美军改变了战术，用迫击炮压制重机枪阵地，同时从更宽的正面展开散兵线。张大山被弹片击中胸口，倒在枪位上，双手还攥着机枪把。雷宝森冲过去接替了机枪，打光了两条弹链，枪管打得通红，手一碰上去就烫掉了一层皮。他把机枪扔到一边，带着剩下的战士用手榴弹和爆破筒跟敌人拼。

王二柱的左臂已经抬不起来了，他用右手扔手榴弹，扔到第三枚的时候，一颗子弹打穿了他的肩膀，他倒下去，又爬起来，用牙咬开手榴弹的盖子，继续扔。陈小栓跟在李长河身边，把爆破筒塞进一辆瘫痪坦克的底盘下，爆炸的气浪把他掀出去几米远，他爬起来，耳朵嗡嗡响，什么也听不见，但还是跟着李长河往反斜面跑。李长河的腿被弹片削掉了一块肉，血流了一裤腿，他撕下衣服下摆扎紧，继续指挥第三组抵抗。

打到傍晚，四班还剩下雷宝森和一名战士。两个人退到了高地顶部的断崖边缘，身后的悬崖下面是几十米深的山谷，崖壁上长着一些枯死的灌木和松树。敌人从三面围上来，最近的已经不到二十米。那名战士的腿受了伤，走不动了，靠在一块岩石上，手里攥着最后一枚手榴弹。雷宝森回头看了一眼断崖，又看了一眼那名战士，说了句：把枪给我。战士没反应过来，他已经把机枪接了过去，架在崖边的石头上，对着逼近的敌人打了一个长点射。

打光最后一个弹匣之后，他拽起那名战士，往断崖的侧面推了一把。那里有一条被灌木遮住的岩缝，勉强可以攀着往下挪。战士不肯走，雷宝森推了他第二把，声音很沉：你走，我掩护。战士还在犹豫，他已经转身回到了崖边，把机枪架好，做出要继续射击的姿态。敌人看到崖边有人影，集中火力打过来。战士趁机钻进了岩缝。

雷宝森打完了机枪里最后一发子弹，把空枪扔到崖下，然后站起来，转过身，面朝崖外。身后的敌人已经冲到了十米之内，有人在喊什么，大概是“投降”之类的词。他没有回头。他往前迈了一步，脚踩在崖边的碎石上，碎石滑落，身体跟着坠了下去。

第二章 跳下断崖

崖壁上的枯枝和突出的岩石在他下落的过程中起了缓冲作用。他的肩膀撞在一棵斜伸出来的松树上，肋骨断了两根；身体继续往下滚，被一丛灌木兜了一下，最后摔在崖底一片厚厚的落叶和腐殖土上。他躺在地上，意识模糊，嘴里的血腥味浓得发苦，右腿以一种不自然的角度歪着，肩胛骨下方嵌着一块弹片，每一次呼吸都带着尖锐的刺痛。但他活着。耳朵里还能听见高地上零星的枪声，过了一会儿枪声停了，然后是敌人的喊声和脚步声，从崖顶传下来，渐渐远去。

他不知道过了多久。天黑之后，山谷里安静下来，只有风声和远处偶尔的冷炮声。他试图挪动身体，剧烈的疼痛让他几乎叫出声来，但他咬住了自己的胳膊，把声音压了回去。他躺在那片腐殖土上，看着头顶的星空，朝鲜半岛三月的夜风从山谷里灌进来，冷得骨头都在发抖。他想起了上蔡老家的土坯房，想起了郑州那个修鞋摊，想起了淮海战役时睡在战壕里看着的同样的星空。他不知道四班那个被他推下岩缝的战士有没有活着回去，不知道部队会不会认为他已经死了。他闭上眼睛，把注意力集中在呼吸上，一吸一呼，再一吸一呼。

第二天清晨，一个朝鲜妇女在山谷里挖野菜时发现了他。她是个五十多岁的农妇，住在山脚下一个被炮火炸掉了半边的村子里。她看到他身上的志愿军军装和满身的血，没有犹豫，叫来了自己的丈夫和儿子，用一块门板把他抬回了村子。他们在村后的一个地窖里给他铺了稻草，用草药敷他的伤口，用米汤喂他。雷宝森在地窖里躺了将近两个月。

那两个月里，他大多数时间都在昏睡和疼痛中度过。朝鲜妇女姓朴，丈夫姓金，儿子叫金永哲，十七八岁，会说几句中国话，是跟志愿军学的。金永哲每天下地窖给他换药，用盐水洗伤口，雷宝森疼得满头大汗，但从来不叫。金永哲问他疼不疼，他摇摇头。朴大娘把家里仅有的米熬成粥，一口一口喂他，自己吃野菜。雷宝森后来能坐起来的时候，看见朴大娘瘦得颧骨都凸出来了，心里难受，想帮忙干活，但腿站不起来。他只能用嘴说几句感谢的话，朴大娘听不懂，只是笑，用手比划着让他躺下。

地窖里没有光，白天黑夜都是黑的。雷宝森靠着数自己的呼吸来估算时间，有时候数着数着就睡着了，醒来接着数。他想得最多的是四班。王二柱的火箭筒打得准，应该能活下来；张大山扛机枪的时候从来不叫累，但美军迫击炮打过来的时候，他看见张大山倒在枪位上，胸口全是血；李长河被他推下岩缝，不知道有没有爬出去；陈小栓才十七岁，不知道有没有跟着李长河一起走。他想起入朝之前，陈小栓的母亲来部队看他，拉着雷宝森的手说：“班长，小栓交给你了。”雷宝森说：“大娘放心。”现在他躺在地窖里，陈小栓不知道是死是活。他闭上眼睛，把脸转向墙壁。

两个月后，他的腿能勉强站起来了，虽然还是瘸，但能走路。他决定离开。金永哲送他到村口，给他指了往北的路，说志愿军的部队在北边。雷宝森走了。他没有去找部队。他觉得自己已经离开了部队，仗打完了，国家在建设，不需要一个瘸腿的兵去添麻烦。

第三章 找不到的遗体

一九五一年四月初，志愿军第二十六军第七十八师第二三四团在完成七峰山阻击任务后转移到后方休整。第九连在清点人员时发现，第四班班长雷宝森没有归队。连里派人回到299高地寻找，在高地顶部找到了战斗的痕迹——散落的弹壳、炸碎的岩石、崖边被子弹打得斑驳的机枪架石，还有崖壁上挂着的军装布片和血迹。崖底也搜过了，没有找到遗体。但在当时的战场条件下，遗体找不到是常有的事——炮弹可以直接把人炸得什么都不剩，或者被后续的炮火掩埋在泥土里。连里根据战斗经过和崖底的搜索情况，判断雷宝森在跳崖后已经牺牲。

第九连为雷宝森开了追悼会。四班那名被他推下岩缝的战士在战后被友邻部队救起，送回后方治疗，伤愈后归队，向连里报告了雷宝森掩护他撤离的经过。那个战士叫李长河。李长河回到连里的时候，腿还是瘸的，走路一拐一拐。他找到连长，把雷宝森推他下岩缝的事说了，说着说着就哭了。连长听完，沉默了很久，然后说：“雷班长是英雄。”连里据此整理材料上报，雷宝森被追记一等功，授予“一级战斗英雄”称号。志愿军第二十六军还将第四班命名为“反坦克英雄班”，这个荣誉一直保留着。朝鲜方面也授予他“一级战士勋章”。这些荣誉颁发的时候，雷宝森本人一无所知。

李长河后来复员回了信阳老家，种地为生。他每年清明都给雷宝森烧纸，虽然雷宝森没有坟。他给雷宝森的母亲写过信，但信被退回来了——雷宝森的母亲在雷宝森过继给雷家之后，就带着其他孩子逃荒去了，下落不明。李长河把信收起来，放在箱子里，每年拿出来看一遍。

第四章 报纸上的名字

一九五三年春天的一个清晨，河南省人民政府招待所的所长刘同志像往常一样坐在办公室里翻看报纸。《人民日报》第三版右下角有一则寻人启事，标题是黑体字，内容不长：寻找志愿军第二十六军第七十八师第二三四团第九连班长雷宝森，河南上蔡人，一九二四年生，一九四八年六月参加革命，中共党员。该同志在抗美援朝第四次战役七峰山阻击战中荣立一等功，被授予一级战斗英雄称号，因伤下落不明。有知情者请与第二十六军政治部联系。落款是第二十六军政委李耀文。

刘所长盯着“雷宝森”三个字看了很久。招待所里有一个清洁工，大家叫他老雷，登记的名字正是雷宝森。他放下报纸，走到院子里，看见老雷正蹲在走廊尽头擦痰盂，背影瘦瘦的，动作不紧不慢。

刘所长没有立刻声张。他把报纸折好放进抽屉，等到中午食堂开饭的时候，才把老雷叫到办公室。他把报纸递过去，指了指那则寻人启事。雷宝森接过报纸，看了几眼，脸上的表情没什么变化。他把报纸放回桌上，轻声说了一句：可能是重名吧。然后转身出去了。刘所长坐在椅子上愣了半天，又拿起报纸看了一遍，照片上那个年轻战士的面孔，和每天在走廊里拖地的老雷，眉眼之间确确实实是同一个人。他拿起电话，拨通了省民政厅的号码。

第二天，一辆军用吉普车停在了招待所门口。从车上下来两名军人，穿着整齐的军装，直奔后院。雷宝森正在扫院子里的落叶，听见脚步声抬起头，看见两个军人站在面前，向他敬礼。其中一个年纪稍长的军官开口说：雷宝森同志，我们是第二十六军派来的，李耀文政委一直在找你。

雷宝森握着扫帚的手没有松开。他沉默了一会儿，问了一句话：四班那个兵，活着回去了没有。

军官说：“李长河同志活着，伤愈后归队了，现在复员在信阳老家。”雷宝森点点头，把扫帚靠在墙上，说：“那走吧。”

第五章 一九五七年的天安门

雷宝森被接到北京之后，住进了部队的招待所。医生给他做了全面检查，从他身上又取出了一块弹片，但肩胛下最深处的那一块依然无法取出。他的右腿因为骨折愈合不良，需要重新做手术，但他说什么也不肯——他说这条腿已经瘸了两年多，习惯了，不想再挨一刀。部队给他重新核定了功绩，确认了他的一级战斗英雄称号和特等功。他没有回部队继续服役，身体状况不允许他再上训练场，但他被安排到了地方工作，在河南省民政厅下属的一个单位担任优抚对象联络员，主要工作是走访烈军属和伤残军人，了解他们的生活困难，向上级反映情况。

这份工作他做得极认真。他跑遍了豫东豫南的许多县乡，有时候搭长途汽车，有时候步行，腿走累了就在路边歇一会儿，然后接着走。他去看望那些牺牲战友的家属，坐在人家的门槛上，听老人家哭，听小孩子问爸爸什么时候回来，他不怎么会安慰人，就听着，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把听到的困难一条一条记下来，回去之后整理成材料，一份一份往上送。

一九五七年国庆节前夕，雷宝森收到了彭德怀元帅亲笔签名的请柬，邀请他参加国庆观礼。请柬是送到河南省民政厅的，收发室的同志不认识雷宝森，把请柬搁在窗台上，差点弄丢了。后来是一位老同志翻看报纸时看到他的名字，才从窗台那堆旧报纸里把请柬找了出来。

国庆那天，雷宝森穿着新发的军装，站在天安门观礼台上。他的腿还是瘸，站久了需要扶着栏杆，但腰挺得很直。阅兵式结束后的招待会上，毛泽东主席接见了参加观礼的战斗英雄代表。走到雷宝森面前的时候，毛主席握着他的手，看了他一会儿，然后说了一句：没想到你还活着，你是志愿军的骄傲。雷宝森不知道该说什么，嘴唇动了动，最后只是点了点头。他后来跟人说，那一刻他想起了299高地上那天的炮火，想起了崖底那片腐殖土，想起了在地窖里躺着的两个月。他想说很多话，但一句也没说出来。

第六章 一块留在身体里的铁

雷宝森的后半生是在河南度过的。他在民政系统工作到离休，级别不高，待遇不厚，但他从来没有向组织提过任何要求。他的家里陈设简单，一张木桌，几把椅子，墙上挂着一张志愿军第二十六军的老照片。有人劝他写回忆录，他说自己不会写；有人请他去学校作报告，他去了几次，讲的都是四班的战士，讲火箭筒射手怎么在断崖右翼架好发射位置，讲重机枪手怎么打光了最后一条弹链，讲那个被他推下岩缝的战士后来怎么活了下来。讲自己的时候，他只有一句话：我是班长，我应该的。

那块留在肩胛下的弹片一直没有取出来。晚年的雷宝森经常肩膀疼，疼得厉害了就用热毛巾敷一敷，从来不去医院。家里人劝他做手术，他摇摇头说，这块铁跟了我一辈子，让它留着吧。一九九二年，雷宝森在郑州去世，享年六十八岁。遗体火化之后，家人在骨灰里找到了一块已经氧化发黑的金属片，指甲盖大小，边缘不规则。那是他在299高地断崖下坠落时嵌进身体的弹片，跟了他四十一年。

四班的故事没有被遗忘。志愿军第二十六军第七十八师第二三四团第九连第四班被命名为“反坦克英雄班”的荣誉，一直保存在部队的荣誉室里。二百九十九点三高地的那场战斗，作为步兵反坦克的经典战例，被写进了军事教材。九个人，十一辆坦克，一辆吉普车，零伤亡。这个纪录至今没有被打破。

而那个从断崖上跳下去的人，在河南的招待所里扫了两年地，在豫东豫南的乡间小路上走了十几年，把一块铁留在了身体里，把一段历史留给了后人。

尾声

一九五三年春天，当那辆军用吉普车停在河南省人民政府招待所门口的时候，院子里扫落叶的人放下扫帚，看见两个军人向他敬礼。他问的第一句话是四班那个兵有没有活着回去。得到肯定的回答之后，他才跟着上了车。那个被他推下岩缝的战士，伤愈后回了部队，后来复员回了老家，种地为生。两个人后来见过一面，在郑州，坐在一间小饭馆里，谁也没有多说什么，就是吃面，喝汤。临走的时候，那个战士握住他的手，攥了很久，然后松开，各自走了。

雷宝森晚年的时候，有人问他，当年跳崖的时候怕不怕。他想了想，说：“怕。怎么不怕。但我是班长，我不跳，敌人就追上来了。”又问，后来在招待所扫地，心里委屈不委屈。他说：“委屈什么。那么多战友都死了，我活着，还能干活，有什么委屈的。”再问，为什么不去找部队。他说：“仗打完了，国家在建设，我一个瘸子，能干什么就干什么，不给组织添麻烦。”这些话他没有跟很多人说过，只是偶尔跟家里人念叨几句。他去世之后，家里人整理他的遗物，发现一个小木盒不要重仓的理由，里面放着一枚朝鲜一级战士勋章、一枚一等功奖章，还有一张折得发黄的报纸——那是1953年《人民日报》上那则寻人启事。报纸的边缘已经磨破了，但上面的字还看得清。他把这张报纸留下了。